这一修改为学界研究财产权提供了新的法律支持，也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界对私有财产权的研究与重视。
[37] 参见林肯：皮奥里亚演说（1854年10月16日），载《林肯选集》，第63-64页，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0]而且，需要特别明确的是，对于林肯而言，联邦的存亡优先于奴隶制的存废，在战争中后者完全是围绕前者展开的政治策略。
本文原刊于《学术月刊》2017年第1期。申明并运用自由与平等、民主、联邦的一致性是林肯获取巨大力量创造其伟大业绩的根源所在。[13]他反对坦尼和道格拉斯对《独立宣言》中人人的任何狭义化解释，坚持它就是指最为普遍的人，权利只能是抽象的自然权利而非任何成文法赋予的法定权利。林肯面对的不只是卡尔霍恩和道格拉斯，而是根基深厚的、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国精神的、能够和《独立宣言》的执笔者扯得上重大关系的共和与民主传统。这些批判是直接针对道格拉斯的，因而对道格拉斯也成立。
批准宪法的前言后语都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34] 首先，人民主权意味着人民享有最高的决定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有权决定一切事情，突破自然法、违背自由平等、危害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决定，即便是人民也无权做出。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党争民主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也证明，党导民主制是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然而，麦迪逊接着说，英国宪法之于孟德斯鸠，犹如荷马之于叙事诗的启蒙作者。非洲大多数国家独立之初基本上采取普选制，但没过多久，这些国家普遍政治衰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动荡不安，于是乎各种威权政府或者军事政权替代党争民主制成为这些国家的选择。
党争民主制将民主制定义为多党竞争实际上是将经济上的商品竞争理论武断地用到了政治上。下文将对党导民主制中的财产权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总之，现代党争民主制不过是通过程序性的规则提供了一套选择领导人的机制，不过提供了愿赌服输的程序。我们也可以诟病现在民主集中制的模棱两可和操作性差等问题，但是民主集中制通过民主来凝聚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追求符合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民主制的要求。观点总是激情的依附对象。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
而有政党参加的竞选，则为在制度框架内部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一种机制。6.1 从麦迪逊的观点谈起 关于党争民主制的弊端，可能再也没有人比麦迪逊认识得更清楚的了。选举民主将正当性完全建立在程序合法性的基础上，而不能真正实现共同体的利益。[140] 因而，个人需要实现对于集体存在的意识。
以智商为标准也可以将人排成从最愚蠢到最聪明的一个连续序列。民主党派则仅仅代表各个不同阶层众意，是合作党和参政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所以党导民主制是融合式民主。[99]出现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党争民主制希望通过个人主义方法论建构出公共利益。
党导民主制适用于中国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与中国人民对平等的追求的契合之处。[128]由此，麦迪逊寄希望于通过建立联邦而形成的大共和国更能够阻止这类政客得逞，这也正符合联邦主义者的需要。党导民主制是解决党争民主制弊端的根本出路。因为要实现共同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一定是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对自发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平衡强者与弱者的利益。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国家推销普选制民主时,好像忘记了党争民主制的适用条件。
第二，公民必须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特征，否则就会产生政治冲突并在公共善方面产生明显的分歧。我们为什么要设立三权分立制呢？三权分立制有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之别。
发现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交易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是价值创造的动力。然而竞争并不适合于所有商品生产上，更不应该用到政治上，因为政治提供的是公共产品。
在麦迪逊看来，党争的原因不能被消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资本家发现土地、资本和劳动相结合可以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源泉是劳动，土地和资本的价值只是被发现的价值。
只要人的理性和自爱继续相连，人的观点和激情，就会循环往复相互影响。党争民主也不会导致分裂，因为不同党代表的都是同一类人的基本利益。二战结束之后，亚非地区的殖民地先后获得了国家独立。奥尔森认为，虽然集体行动得到的好处会远远超过采取行动而耗费的成本。
党派越多，每个党所凝聚的社会利益就越少，社会仍然是一盆散沙，仍旧达不到政党所要实现的功能：社会利益的整合。科斯论证了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企业是通过管理来节约交易成本的。
同样基于人性恶的假设，霍布斯在《利维坦》指出揭示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如果没有权力，社会将会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在马基雅维利时代，统治者的个体是创制国家、实现民族统一所必需的历史形式。
只有正义制度与公民美德相结合才会实现民主政体的有效运行。建立在人人是自私自利者基础上的党争民主制为什么还能够基本运行呢？答案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人数占主体地位，可以说中产阶级的主体地位是党争民主制有效运行的前提。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程序合法性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有可能将价值理性掏空。所卖众意产品的相关性与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有关，如果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比较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强，如果不同众意产品的相异性越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弱。倘若此时采取普选制民主制度，给予民众广泛的民主权利，党争民主制劣性的一面就会充分展现出来，例如对现有社会结构的强化、民主情绪的捉摸不定导致的非理性结果等等。一旦民众有了选择权，他们就难以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这也给国家政权带来了稳定性。
倘若一个党派的人数，尚未达到全体的半数，治疗办法，是共和原则，通过多数正常票决，击败少数的有害观点：少数可能干扰行政，可能震动社会，但是，在宪政下，他们无法执政，无法掩盖他们的暴虐。由此，启蒙思想家所宣称的自然权利或者人权，在实践中成为了让强者更好发展的权利，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权利。
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和思维差距都是特别大的，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如果采取党争民主制将会导致中华民族四分五裂。
霍特林模型证明了如果政党的唯一目标是执政，那么只有两党制才是稳定的政治结构。尽管华盛顿没能阻止党派政治的趋势，然而自华盛顿离职后的两个多世纪，所有伟大的总统都曾试图凌驾于政党之争之上。
